李白本事与故事探源——以“龙巾拭吐,御手调羹,贵妃捧砚,力士脱靴”为例

内容摘要:

李白“龙巾拭吐,御手调羹,贵妃捧砚,力士脱靴”的“本事”与“故事”值得追根溯源,仔细探究。“御手调羹”有本事记载作为支撑,具有一定的真实性,“龙巾拭吐”很可能是小说家虚构出来的情节,这两者分别与李白草的两种性质不同的“诏”相关连。“贵妃捧砚,力士脱靴”未见诸任何关于李白的本事记载,全出于后世杂史和小说作者的故事性演绎,其与“放还”的关系,应属子虚乌有的杜撰。

李白是名垂千古的大诗人,其风骨,其行事,其生平际遇迥异于常人,在当时就名闻天下,惊动流俗,在后世更被披上光环,涂上光晕,成为极具传奇性的人物。

纵观李白一生的行事,其受征召入长安、供奉翰林时期发生的事,最具故事性和传奇性,直到李白被“赐金放还”之后,仍有据此而演绎出来的故事产生,如《唐才子传·李白》载:“白浮游四方,欲登华山,乘醉跨驴经县治,宰不知,怒,引至庭下曰:‘汝何人,敢无礼!’白供状不书姓名,曰:‘曾令龙巾拭吐,御手调羹,贵妃捧砚,力士脱靴。天子门前,尚容走马;华阴县里,不得骑驴?’宰惊愧,拜谢曰:‘不知翰林至此。’白长笑而去。”[1]93-94《警世通言》第九卷《李谪仙醉草吓蛮书》也细致地描绘了这个故事,更安排了华阴知县改贪为廉的结局。[2]61-70由此可见,在后世的流传中,“曾令龙巾拭吐,御手调羹,贵妃捧砚,力士脱靴”成了李白通行天下的名片,而这一名片也恰好概括了李白供奉翰林时期的几桩得意事。

“龙巾拭吐,御手调羹,贵妃捧砚,力士脱靴”到底有无其事呢?我们知道,关于李白的事迹,起先是纪实性的叙述,后来在传播书写的过程中就逐渐被故事化了,由实事而演变为小说家言。

李白的事迹见于李白自己的诗文及其故人好友的记述的,是接近于事实的“本事”(只是相对而言,不排除已渗入了少量故事性因素),而后人在“本事”基础上的踵事增华、加工改造,便成了“故事性演绎”。本文试图通过梳理李白供奉翰林时期“龙巾拭吐,御手调羹,贵妃捧砚,力士脱靴”的“本事”与“故事性演绎”,来辨析其真实与虚构成分,探寻其演化轨迹,进而还原李白故事的生成过程。

一、“龙巾拭吐,御手调羹”与草诏

李白才华出众,志向远大,因其先世曾是流放西域的罪人,“漏于属籍”而被断绝了科举之路。[3]李白自幼即到处干谒,却不愿意随便入仕,刘全白《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》(以下简称《碣记》)说他是“不求小官,以当世之务自负” [4]1460。最终在天宝元年,42岁的李白被皇帝征召,供奉翰林。

李白受征召之后,天子礼遇之隆亘古未有。李阳冰《草堂集序》载:“天宝中,皇祖下诏,征就金马,降辇步迎如见绮、皓。以七宝床赐食,御手调羹以饭之,谓曰:‘卿是布衣,名为朕知,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?’置于金銮殿,出入翰林中,问以国政,潜草诏诰,人无知者。”[4]1445范传正《新墓碑》载:“天宝初,召见于金銮殿。玄宗明皇帝降辇步迎,如见园、绮。论当世务,草《答蕃书》,辩如悬河,笔不停缀。玄宗嘉之,以宝床方丈赐食于前,御手和羹,德音褒美。”[4]1463由此可见,玄宗视李白为当代高人,甚至亲自过问其饮食,也十分倚重其文学才华。“以七宝床赐食,御手调羹以饭之”、“以宝床方丈赐食于前,御手和羹”的记载可以印证“御手调羹”的真实性。只不过,玄宗是在初见李白时出于仰慕之情而“御手调羹”,还是后来为嘉奖李白的才华而“御手调羹”的,李阳冰和范传正的观点并不统一。但总体而言,为了配得上皇帝的礼遇,李阳冰、魏颢、刘全白、范传正等人全都在传记中极力彰显李白草诏的才华和功绩,如“问以国政,潜草诏诰”[4]1446、“令制《出师诏》,不草而成” [4]1449、“为《和蕃书》,并上《宣唐鸿猷》一篇” [4]1460、“草答蕃书”[4]P1463等。

后世的李白故事延续了“御手调羹”的情节,多与“草诏”联系在一起。如《李谪仙醉草吓蛮书》写李白被杨国忠、高力士黜落之后一年,忽有番使送书给大唐王朝,百官无人识得番文,天子烦恼。李白受贺知章推荐,应诏将番书译出,并应许在天子和群臣之前草答番书。草书时李白已醉,天子御手亲调醒酒酸鱼羹,设七宝床于御座之旁,李白乘机要求杨国忠磨墨,高力士脱靴,二人不敢违旨。李白草就《吓蛮书》,番国降伏,天子宠幸。[2]61-70也借“御手调羹”烘托出了李白草诏的才华与功绩。《隋唐演义》写李白的故事,情节基本上与《李谪仙醉草吓蛮书》相同。[5]

与“御手调羹”类似,“龙巾拭吐”也是标举皇帝对李白的宠幸的,只不过在程度上有些过分了。无论如何,“调羹”的举动还是属于雅的范畴,因为古代的圣君对贤才“解衣推食”一直被认为是值得赞扬的高尚行为。而如果“龙巾拭吐”成立,那前提条件是李白醉酒了,天子不避亵秽为其揩拭,这就有点与封建礼法秩序相违背了。

魏颢《李翰林集序》说:“上皇豫游召白,白时为贵门邀饮,比至半醉,令制《出师诏》,不草而成,许中书舍人。”[4]1449从中我们似乎可以添油加醋地拟想出一个情景:李白醉酒,而《出师诏》非白不可,玄宗于是纡尊降贵,为白“拭吐”。然而,“龙巾拭吐”并未见诸任何可信的记载,只在后世的李白小说中出现,而且是经过了精心设计的。如《李谪仙醉草吓蛮书》写天子与贵妃赏牡丹花,急召李白作新曲,李白被召来时醉酒不醒,天子于是“亲往省视,见白口流涎沫,天子亲以龙袖拭之”。 [2]61-70“龙巾拭吐”很可能是小说家虚构出来的情节,且此时李白所作是用于歌唱的新曲子,而不是关乎国家社稷的文章。

李白在天宝初年以“文学之士”的身份借“翰林供奉(学士)”之名出入宫廷,“掌制诰书命”[6]。李白诗《赠崔司户文昆季》曰:“攀龙九天上,忝列岁星臣。布衣侍丹墀,密勿草丝纶。”[4]538《书情赠蔡舍人雄》曰:“愧无横草功,虚负雨露恩。”[4]517都表明李白既为翰林供奉,则草诏不过是其日常职事。其实,在供奉翰林的生涯中,李白草的一方面是关乎国家社稷的诏,另一方面是宫廷宴游类的文字。范传正《新墓碑》已经明确写道:“(李白)多陪侍从之游。他日泛白莲池,公不在宴。皇欢既洽,召公作序。”[4]1464这是玄宗以李白为文学侍从之臣,诏其作有关宴游白莲池的序。另外,以下两则记载也透漏出一些端倪。

五代王仁裕《开元天宝遗事》载:“李白于便殿对明皇撰诏诰,时十月大寒,笔冻莫能书字。帝敕宫嫔数十人侍白左右,各执牙笔呵之,遂取而书其诏。其受圣眷如此。”[7]

五代王定保《唐摭言》载:“开元中,李翰林应诏草《白莲花开序》及《宫词》十首。时方大醉,中贵人以冷水沃之稍醒,白于御前索笔一挥,文不加点。”[8]

李白作宫中宴游、点缀太平的帮闲文字时,面对着的是玄宗的众多宫嫔,无论是呵牙笔,还是沃冷水,与之相适应的情景都是轻松、娱乐性的,在这种境况下,发生“龙巾拭吐”的事,是情有可原的。而如果李白草的是《出师诏》、《和番书》、《宣唐鸿猷》一类关乎国家社稷的诏,那他所面对的是天子和重臣,“御手调羹”也是恰当的。

在后世的李白故事中,“御手调羹”时,李白草的是关乎国家社稷的诏;“龙巾拭吐”时,李白草的是宫廷宴游类的诏,这种情节演绎合情合理,全面突出了李白的才华和天子的礼遇。

如果说“御手调羹”有本事记载作为支撑,具有一定的真实性,“龙巾拭吐” 很可能是小说家虚构出来的情节,但终究也有一点事实的基础,那么,“贵妃捧砚,力士脱靴”的真实性又如何呢?

二、“贵妃捧砚,力士脱靴”与“放还”

在后世李白小说的情节设置中,“贵妃捧砚,力士脱靴”既是李白人生的辉煌顶点,也是李白被“放还”的原因。然而,在相对可信的“本事”记载中,李白之被疏远和放还的根本原因何在呢?

李阳冰《草堂集序》说:“丑正同列,害能成谤,格言不入,帝用疏之。公乃浪迹纵酒,以自昏秽。……天子知其不可留,乃赐金归之。”[4]1446

魏颢《李翰林集序》说:“以张垍谗逐,游海岱间。年五十余,尚无禄位。禄位拘常人,横海鲲,负天鹏,岂池笼荣之?”[4]1449“吾观白之交义,有济代命,然千钧之弩,魏王大瓠,用之有时。议者奈何以白有叔夜之短,倘黄祖过祢,晋帝罪阮,古无其贤,所谓仲尼不假盖于子夏。”[4]1452

刘全白《碣记》说:“上重之,欲以纶诰之任委之。同列者所谤,诏令归山。”[4]1460

范传正《新墓碑》说:“既而上疏请还旧山,玄宗甚爱其才,或虑乘醉出入省中,不能言温室树,恐掇后患,惜而遂之。”[4]1464

关于李白被“放还”的原因,综合上述记载,主要有以下三种的观点:一是奸臣进谗,奸臣姓名语焉不详,或指为张垍;二是李白人格独立,追求自由,纵酒自昏,不能为天子所用;三是因李白自身的性格缺点,诸如不谨慎、张扬浮夸等,天子放还。

君臣遇合,自古难得。玄宗在开元年间不可谓非明君,李白亦是罕见的大才,但玄宗“知其不可用”,遂赐金放还。这本来是个难以说清的历史问题,但好奇猎艳的杂史和小说作者惯于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、戏剧化。

唐李肇《唐国史补》曰:“李白在翰林多沉饮。玄宗令撰乐辞,醉不可待,以水沃之,白稍能动,索笔一挥十数章,文不加点。后对御,引足令高力士脱靴,上命小阉排出之。”[9]排,即“推”之意。

唐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曰:“李白名播海内,玄宗于便殿召见,神气高朗,轩轩然若霞举,上不觉忘万乘之尊,因命纳履,白遂展足与高力士曰:‘去靴。’力士失势,遽为脱之。及出,上指白谓力士曰:‘此人固穷相。’”[10]

《旧唐书·文苑列传》曰:“白既嗜酒,日与饮徒醉于酒肆。玄宗度曲,欲造乐府新词,亟召白,白已卧于酒肆矣。召入,以水洒面,即令秉笔,顷之成十余章,帝颇嘉之。尝沉醉殿上,引足令高力士脱靴,由是斥去。”[4]1475

以上三则记载,都只是写到高力士、李白、玄宗之间的纠葛,并未涉及杨贵妃。而且在《唐国史补》和《酉阳杂俎》中,李白令高力士脱靴的举动,不待高力士进谗,首先就引起了玄宗的不满,是玄宗疏远李白的重要原因。《旧唐书文苑列传》对李白“令高力士脱靴”与“斥去”之间的关系语焉不详,到底是高力士在玄宗面前进谗使李白被斥去,还是玄宗不满李白令高力士脱靴而主动将其斥去,我们可作多重理解。

在小说中,李白无一例外地是因为奸人的谗言而被玄宗疏远和放还的,只是奸人及其谗害李白的方式有细微的差别。奸人起初是由高力士一人来充当,接着引入了杨贵妃,有的还添入了杨国忠,如《李谪仙醉草吓蛮书》和《隋唐演义》。需要指出的是,由高力士脱靴受辱,在玄宗面前进谗言,演化为高力士在杨贵妃面前进谗言,再由杨贵妃在玄宗面前进谗言,个中情节更曲折,更符合小说的审美习惯,于是也便成了后世李白小说中的固定情节。

关于李白与高力士之间的交往,范传正《新墓碑》说:“他日,泛白莲池,公不在宴,皇欢既洽,召公作序。时公已被酒于翰苑中,仍命高将军扶以登舟,优宠如是。”[4]1464这是唯一较为可信的涉及李白与高力士的记载,不言力士“脱靴”,只是“扶以登舟”。“脱靴”辱人太甚,高力士为玄宗心腹重臣,李白当不至于狂悖如此,且“脱靴”难有施展的场合。好事者改“扶以登舟”为“脱靴”,使矛盾更尖锐,更富有戏剧性,越发显出李白傲视权贵的精神风貌。

唐代孟棨《本事诗》记载过一件关于李白的轶事,大略言:玄宗尝因宫人行乐,命高力士召李白吟咏其事。时白为宁王邀饮,已醉,拜舞颓然。上知其薄声律,命为《宫中行乐》五言律诗十首。白领命,请玄宗赐其无畏。上许可,遣二内臣掖扶之,命研墨濡笔以授之,又令二人张朱丝栏于其前。白取笔抒思,十篇立就,无不精绝。其首篇曰:“柳色黄金嫩,梨花白雪香。玉楼巢翡翠,珠殿宿鸳鸯。选妓随雕辇,征歌出洞房。宫中谁第一?飞燕在昭阳。”[11]《宫中行乐词》原为十首,现李白集中仅存八首,“宫中谁第一?飞燕在昭阳”是第二首。此处的“飞燕”最多算是影射,并没有点明是杨贵妃,全诗也看不出任何杨贵妃在场的信息。另外,为李白“研墨濡笔”的“二内臣”显然不是高力士,与“贵妃捧砚,力士脱靴”的说法不相干,与“杨国忠磨墨,高力士脱靴”的说法也不相干。

宋乐史《李翰林别集序》、刘昫《新唐书》较早涉及杨贵妃与李白之间的恩怨。《李翰林别集序》大略言:开元中,上与太真妃在兴庆池东沉香亭前赏牡丹,命李龟年持金花笺宣赐翰林供奉李白,立进《清平调词》三章。白欣然承旨,赋诗三章。上命歌之。太真妃持颇梨七宝杯,酌西凉州蒲萄酒,笑领歌辞,意甚厚。上自吹玉笛以倚曲。上自是顾李翰林尤异于诸学士。会高力士终以脱靴为深耻。异日太真妃重吟前辞,力士曰:“始为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,何翻拳拳如是耶?”太真妃因惊曰:“何翰林学士能欲辱人如斯?”力士曰:“以飞燕指妃子,贱之甚矣。”太真妃颇深然之。上尝三欲命李白官,卒为宫中所捍而止。[4]1455此中写到贵妃“笑领歌辞,意甚厚”、“敛绣巾重拜”,并无“捧砚”之举。《新唐书·文艺列传》说:“白尝侍帝,醉,使高力士脱靴。力士素贵,耻之,摘其诗以激杨贵妃,帝欲官白,妃辄沮止。”[4]1476

关于高力士向杨贵妃进谗的事端,《李翰林别集序》说是李白在诗歌中以“飞燕”来比杨贵妃,《新唐书·文艺列传》只笼统说是李白的诗,然而,“飞燕”能否构成对杨贵妃的中伤或讽刺?

唐代社会风气开明,文学和思想享有较大的自由。飞燕作为以美貌著称的历史人物,就算其人有秽行,毕竟是汉成帝的皇后。以飞燕来比杨贵妃,所比并非不伦。杨贵妃原为玄宗之子寿王的妃子,为玄宗夺得,早已是是非之人,如果她连飞燕的比照都无法容忍,那倒是过于脆弱和矫情了。为了弥合其中的漏洞,后人对此作了创造性的理解和发挥。洪迈《容斋随笔》说:“李太白以布衣入翰林,既而不得官。《唐史》言高力士以脱靴为耻,摘其诗以激杨贵妃,为妃所沮止。今集中有《雪谗诗》一章,大率载妇人淫乱败国,其略云:‘彼妇人之猖狂,不如鹊之强强。彼妇人之淫昏,不如鹑之奔奔。坦荡君子,无悦簧言。’又云:‘妲己灭纣,褒女惑周。汉祖吕氏,食其在傍。秦皇太后,毐亦淫荒。螮蝀作昏,遂掩太阳……’予味此诗,岂非贵妃与禄山淫乱,而白曾发其奸乎?不然,则‘飞燕在昭阳’之句,何足深怨也?”[12]为了要合理解释杨贵妃深怨李白的“飞燕”之比,洪迈认为汉代飞燕淫乱后宫,李白是借此人物来揭露杨贵妃与安禄山的私情。虽然此说不足为据,因为杨贵妃与安禄山的私情另是一个不可稽考的小说家言了,但后世的小说作者大多接受了洪迈的这一解释。如《唐才子传·李白》曰:“尝大醉,上前草诏,使高力士脱靴,力士耻之,摘其《清平调》中飞燕事,以激怒贵妃,帝每欲与官,妃辄沮之。”[1]94《李谪仙醉草吓蛮书》写天子与杨贵妃赏牡丹花,命李龟年宣李白进宫。醉酒的李白稍醒后立成《清平调》三章,天子赞赏,贵妃赐酒。高力士为报脱靴之耻,在杨贵妃面前进谗言,说李白在诗句中以飞燕比贵妃娘娘是谤毁,飞燕与燕赤凤私通隐含着贵妃与安禄山的私情。贵妃于是心怀怨恨,在天子面前馋毁李白。李白纵酒自废,乞归,天子赐金放还。[2]61-70自此,李白放还的缘由基本上定型下来了。

可以说,“贵妃捧砚,力士脱靴”未见诸任何关于李白的本事记载,全出于后世杂史和小说作者的故事性演绎,其与“放还”的关系,应属子虚乌有的杜撰。

总而言之,无论有无本事作为支撑,李白“龙巾拭吐,御手调羹,贵妃捧砚,力士脱靴”的故事被演绎得十分精彩,也许只有这样才配得上、衬托得出这位狂放不羁的诗人的精神与风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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